• 第六辑 丧记忧伤

    更新时间:2015-12-29 16:00:48本章字数:10769字

    父亲的窑洞

    1974年冬天,爷爷和父亲分了家,父亲所有的财富就是妈妈、半岁大的姐姐和一口小锅。

    父亲说他抱着姐姐,妈妈提着小锅走出家门时,却不知道去那里安个小窝,最后在村西头的八爷家找了口窑洞。窑是破的,经过祖祖辈辈在里面烟熏火燎,且窑洞面坍塌地较为厉害,仅仅是能遮住雨雪而已。那时正是冬天,外面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妈妈只能在屋里的灶台燃一堆柴火,或者把那巴掌大的土炕烧的滚烫,才能抵挡严寒的侵袭。

    那时候,父亲25岁,正值年轻力壮、意气风发的年代。在八爷的破窑里度过了冬天,他就寻思着春天里能够开始挖个自己的家。年关的一个夜晚,他买了2斤猪头肉、一瓶红高粱酒去了村长家,我们便就有了块宅基地。虽然那年春节家里都没吃上肉,但是心里比吃上肉更兴奋,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了属于自己家了。

    我出生的那天,正是家里刚搬进那孔窑洞的日子。妈妈说,我早产,可能就是冲着新地方来的。过满月时候,虽然给邻里相亲吃的是高粱面馍馍、白萝卜汤,但是父亲的脸上写满了欢喜。父亲亲自一镢头、一铁锨挖的窑洞啊,虽然刚抹上了泥坯还比较潮湿,但是木质的窗格格贴上的白纸,白纸上母亲用大红纸剪下的胖娃娃格外耀眼。在有了那孔窑洞后,母亲每天都在会夜幕降临时候,抱一大捆柴火把炕烧的滚烫,这个简单的家也就温暖了起来。父亲说,他之所以后来又挖了其他的两孔窑洞,是因为有了弟弟,我们弟兄长大后每人一孔,按照习俗哥哥住南弟弟北,老人在中间。父亲的窑洞是他除了我们姊妹几个以外最伟大的作品,他为了让母亲和我们有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挥汗如雨地将一方方土挖下来,再用架子车地运出去。母亲说那时候每当给父亲去送饭的时候,总是一手提着饭,一手抹着眼泪。因为她看着自己的男人不要命地干活,甚至累的连饭都吃不下,总是匆匆地扒几口饭,喝上几口已经凉了的菜汤,就又起身了。有次母亲哭着和父亲吵了一架,那次也是母亲最心疼的一次。母亲说她看着父亲太辛苦,不说话就抄起了铁锨干活,父亲生气了,向她就大声地喊。父亲说我累了就累了累一个人就行了,你每天还要上工(去农业社挣工分),养猪看娃娃,出这样的力图啥呢。母亲的眼泪顿时像溃坝的洪水,说把你累倒了我和娃娃们还指望谁呀。最终的结果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一会儿,两人都没干活。

    父亲现在不能干重的力气活,母亲说那是年轻时挖窑洞落下的结果。当第一孔窑洞快挖成时候,父亲站在自己搭的架子上,背过身修那拱形的窑顶,一不小心掉了下来,造成了后腰损伤。母亲说那天太阳都快落山了,还是等不住父亲回来吃饭,她想着可能是父亲为了多挖些,可是她怎么等也等不住。干完家务活后将幼小的姐姐交给邻居,去找老不回家按时吃饭的父亲。当她走到漆黑的窑洞口时,听不见父亲的动静,只听见凉凉的夜里蟋蟀急促的哭喊。母亲叫了几声,父亲还是没有答应,她就急着向里面跑去。突然母亲的脚碰到了父亲的身上,才知道自己的男人从那五米多高的架子上掉下来已经昏迷。便一边拉父亲,一边“娃他大、娃他大”地叫着。母亲舍不得花钱,准确意义上说家里就没有几块钱。她用偏方在锅里煮了汤药,一口口地喂下,父亲后半夜才慢慢地醒了过来。

    母亲还说父亲是个命硬的人,有两次都躲过了严重的塌方,否则的话现在那里还会有我们呢。当我现在看到父亲高大的身板而腰弯下时候,总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动和忧伤在心里弥漫开来。感动的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才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窑洞;忧伤的是他为了这个家,从二十几岁就操劳到现在,落下了多少病根,脸上布满了多少皱纹,才让自己的妻儿有了今天。儿女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事业,都从窑洞了走了出来,一年回去不了几次,只有他和母亲还像那时一样,守居在那个醇厚的小山村。唯一多了的就是对儿女们的牵挂。

    我是在窑洞里出生,又在窑洞长大。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让我进了城,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之后,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的思绪也变得冰点起来,家里温暖入春的窑洞,烟囱外冒着袅袅青烟,还有母亲热腾腾地粗茶淡饭,无不让我忆起。

    陪父母过年

    冬天的风是那么冷,在这呼呼的西北风里夹杂着飘舞的雪粒儿。一年过得太快了,在每天匆匆的脚步声中,不知不觉地已到了年的尾巴上。放下工作,可以回千里之外的老家陪父母过年了,也可以和父亲来一次一年难有的“畅饮”了。

    酒,当然要买好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孝敬二老,更重要的是让父亲在整整一年劳作的停息中放松一回。坐了将近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在行人的步履中到了老家所在的城市,可是家还在离那座城市两三百里外的小山村里。汽车最快也得颠簸三个多小时,何况年关了人多路又滑的,我插上了翅膀的心怎么也和在冰冻的马路上缓缓爬行客车的速度不成正比。刚走到一个隧道口,就因前面出了车祸而堵车,车上的人们都是那么急,可是人越多就越觉得时间过得慢。父母在家急得电话一个一个地打,直到我的手机自动关机。车子在堵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又开始了自己的旅途。直到我走到老家那个小城车站时,我远远地看到了父亲,在那么冷的天里,父亲竟忘了穿棉衣的身上落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并且一直伸长了脖子在满天风雪中瞪着不太好使的双眼而东张西望。我都快走到他的身边了,他还在焦急地四处寻找。我望着像枯老的树桩一样的父亲,鼻子不由得酸了起来,轻轻地喊:“大,我回来了。”

    父亲扭头一见我,已经冷得发抖的喉咙里传出了不多的话语:“娃,你的电话打不通了,我和你妈急得不行,听他们说国道那儿出了车祸。”父亲抖了抖身上的雪,推着那辆每年都来车站接我的自行车,一步步地在咯咯吱吱的小路上,向依然还亮着灯的家里走去。

    一到家,母亲已经把在锅里热了多次的饭菜摆到了桌子上,我把两瓶酒郑重地塞到父亲那粗糙而又宽大的手中。父亲拿起来细细地看了一番,然后站起来放回屋里,又抱出来一瓶陈年老窖,说:“今晚咱父子俩喝家里这瓶。”

    雪还是在不停地下着,家里却如春天般暖意浓浓。破旧的屋里,一张方斗桌摆在炕上,一瓶老酒,几碟母亲腌制的酸菜。我快活地坐在父亲对面,陪父亲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母亲一会儿去灶屋加菜,一会儿又回来坐在那里。看着在她眼里还没长大都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向他们讲述着自己在外的生活和工作,听得是那么仔细。

    父亲老了,嘴里的牙已掉得不再完整;母亲也老了,双鬓的银丝已显而易见。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有了冰冷的一滴水,我弄不清那到底是不是眼泪。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又有多少日子陪在他们身边?除了陪他老人家喝酒,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喝吧,大。我知道你不会醉的。”我的话有些哽咽。“娃,过年好啊,过年的时候你就回来了,今晚我们醉上一回……”父亲又把酒杯拿起。

    不能忘却的馒头

    2008年春节,罕见的雪灾成了人们回家的拦路虎。快一年没回家了,思乡心切。加之又值春运,去小城的客车少之又少,我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车站调来的外地客车。车子在冰冻的312国道上,蜗牛般前行着。心总是在嗓子眼,因为路上频发的交通事故,更何况我们的必经之地大多是盘山公路。

    车子在路上走走停停,已经晃悠了近七个小时,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车上没有一个人怨声载道地说慢,而是都默不作声地看着前方的路途。走到一个叫底角沟的地方,那里是事故高发路段,且处于深山老林之中,当车子穿进一个长而又深的隧道没多久时,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前方传来堵车的消息。等了好久,甚至是睡了一觉醒来,车子还是在隧道里原地未动。许多人都开始吃起了所带的东西,这时我才感觉有一种叫饥饿的东西在肚子里翻腾。本来在排队买票之前是准备买些东西带上的,可是当站在雪地里好不容易盼来了车次,归家似箭的心里谁还会想到是否路上要遭遇饥饿的事呢。

    大家都在大口地吃着自己带来的食品,有蛋糕,饼干,方便面等等。可是我的包里仅仅有根吃剩下的火腿肠,狼吞虎咽下去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而是更加激起了食物的欲望。我的身边坐的都是些五十多岁的民工,明显的标志就是每人身边都有薄薄的铺盖卷,他们一个个吃的却是冰凉的馒头,看着看着,我却在昏沉中睡去。

    再醒来,天已经蒙蒙亮。原来前方几辆车因路滑连环相撞,一辆小型面包车滑在沟边,有人员死伤,所以才堵了那么久。早上大家有开始吃起了东西,可是我只能一口口地咽口水,这也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当一个人饥饿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感受。身旁的大叔在吃馒头时,给我递了一个过来,说:“年轻人,别嫌弃,先压压饥。”我从大叔的眼里看到的是一种真诚里夹杂着不好意思的目光,可是当我还没来的急说声谢谢的时候,眼里只有止不住的泪水,这是一种感激的泪,无语的泪,发自内心无法制止的泪。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当你让生活中一个很小的细节感动时候,泪水可能不是自己心理能够控制的表达方式。

    我拿着大叔给的馒头,吃了起来。馒头没有城市馍店里的那样白,但是比商品馒头大的多,且瓷实。大叔说那是他们工地的伙计蒸的,昨天大家回家时都多带了几个。上午十时左右,前方出事的车子才被人工清障结束,车子又向前慢慢地挪动着,终于走出了隧道。我的心里顿时不再饥饿,是因为那位朴实地大叔,那个大大的馒头,虽然馒头是冰凉的,但是给我的不仅仅是能量,更重要的是一种困境中的温暖,所以一直在犹新地记忆着,不能忘却。

    三娘祭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一年清明到,这个传统的祭祀日子里,勾起了我心中的思绪。在幽幽的音符里,我想起了三娘,想起了那年的冬天。

    冬日的风冷冷的,在屋外郁阴地流动着,雪花一朵朵飘散下来,飘散着一种苦涩和凄冷。三娘死了,小弟急急地跑过来告诉我。已经被病魔摧残得面无血色的三娘在挣扎和解脱中离去了。在尘世中三娘苦度了三十多个春秋,最终到了一个人所不知的世界。

    三娘走了,走得不是那么坦然,小弟说三娘在弥留之际,口中念叨的还是她那一双可怜的儿女和三叔的名字。我的泪无声地滑落下来。那是阴历十二月一日,一九九九年冬天,我记得很清楚。三叔不在,他没入冬的时候就去西安打工,听别人是卖蜂窝煤球,工作很辛苦,工钱却少的可怜。他脚上连双袜子也没舍得穿,整天蹬着个破旧的三轮车在西安那个繁华城市的不知名的大街小巷里大声叫卖。她去西安的日子不是很长,三娘就病了,而且病的很厉害,听说是在刚入冬九天的一大早,去河边为自己心爱的儿子洗尿布,把老病给洗犯了。

    三娘走了,村里孺妇皆知。善良的乡亲们落泪了:可怜两个孩子,一个刚学会走路一个还要娘喂奶。三叔一个大男人怎能拉扯的大?三叔没有详细地址,更没有电话手机之类,人们只知道他在西安打工,住在三桥镇的什么村,家人派四哥赶快搭长途汽车去找寻。那天晚上,三叔和四哥就一路风尘地赶回来。三叔的头发很乱,脸上还有煤灰,布满裂纹的手上还有几个冻疮,一进门,她就扑向三娘的床边,接着瘫下去。看着年幼无知的孩子,看着已离开人世的妻子,他放声大哭。三娘的丧事办得很快,也很简单,一盒棺材一身衣服三根葱四块蒜,没有唢呐吹手和祭奠,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三娘的棺材就被拉到一个叫老坟底的山上。依照旧俗,不上四十岁的人不能埋在老坟的那一片,所以三娘的墓地在老坟那边的一个角落里,看上去很不起眼。三娘下葬的时候,村子里来了很多人,他们都准备给一个生前对他们都很好的妇女坟上多培几掀土,那一天早上天很冷,雪也很大,一会儿三娘那圆浑的坟堆被雪盖得很厚,像一朵开放着的白莲花。

    三娘走了,一切负担都压在三叔的肩上,他做爹又做娘,既给孩子做饭又要洗衣服操持家务。有一天,他在箱子里给孩子找衣服时,发现箱底有一张张压得很平的钱静静地躺在里面。三叔又想起了三叔,泪水簌簌地落下,共五百七十八元四角。这是三娘生前平日里一毛两毛抠出来的。她得了病,竟然舍不得花一块两块,听人说,三娘生前曾说过她要给儿女攒钱,供给他们上学,让他们来改变这贫穷落后的面貌。

    日子匆匆,如今已将十年,每次回家,我都会给孩子们买些书本什么的礼物,去看看他们写的作业,去帮他们姐弟俩补习功课。十年里,三叔风风雨雨地拉扯着两个孩子,三娘和三叔那张唯一的结婚照被三叔挂到了堂屋的墙上。清明节到了,三娘,你在天堂能听到我思念的话语吗?

    丧记

    姐来电说,祖父歇下了。

    关中一带把老人去世叫歇下。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夜晚,家里几个人都梦见祖父去世,大家都穿白戴孝。这是不是一个人生活的祖父,魂灵已经提前离开了人世,并托梦给儿孙,让我们都早早地回故乡。前些年,晚上有一种灰鸟,常落在人家院子的电线杆上,叫的凄凄惨惨戚戚。这是一种什么鸟,它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是怎样发出那种听上去让人心里发毛的声音,我至今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农村人嫌它叫的晦气。有次家人都躺下睡了,有灰鸟在不远处叫起,母亲就喊父亲,出去驱赶了去。母亲不给我们孩子说原因,让我们好好地睡觉,她却半夜没有睡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传说中的不详之鸟,它的叫声,是把人的魂灵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号角。

    姐来电时,我在郑州。祖父81岁寿终。作为家族中最后一位老人,他的去世,结束了祖辈上的一代人的生活。老人的葬礼在故乡是最传统最隆重最具特色的祭奠。我作为长孙,肩上有孙子辈应尽的最大义务。有人说,一辈近,两辈远,三辈已经叫不见。我一直对这句话产生怀疑。父亲是祖父的儿子,我又继承了父亲的血脉。坐了动车回来,半夜里收拾行囊,第二天一早坐第一趟公交车,从西安的南郊向西郊赶。从城西客运站又沿福银高速向家里去。自从福银高速通车后,彬县至西安的距离仅为一个半小时,可是我总觉得慢。我不知道我的心里在着急什么,甚至心里想着能早点回去,先跪在那里,给祖父烧上几张纸,或者端个盘子,给从墓地里挖坟回来的村上人端上一碗饭。这虽然不算什么,但是我至少是对别人付出劳动的一种感激。虽然村里人都是这样,有老人去世,村里的男女都会去帮忙,男的挖墓挑水,女的蒸馍帮厨洗碗。当我回去才知道,我多年没有回去过的村庄已基本上是柴草的世界,原本宽平的大路就因为人们都离开了,没有多少人能在上面每天走上几回,柴草趁机就长了出来,长的异常茂盛。时值农历十月一,柴草虽然都失去了水分,慢慢地干枯了起来,但是草木的个子都在那里,在冬天的风中刮的东倒西歪。听村长说,村里男女老少剩下不到三十人了。我问了一句,现在养牛的还有多少,村长的回答令我吃惊。四头,含一头刚出生的牛犊子。怪不得柴草长的这么丰茂,原来是牛少了,那时候近千口人的村庄里,家家户户都养牛两头以上。牛在去河里喝水的路上,牛的拉车的间隙,牛在撒着欢子的时候,路边的草常常都被舌头卷入了胃里。

    村里有在县城和西安打工的男人,也赶了回来,加入到了挖墓和挑水的行列。我跪在祖父的灵堂前,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几张烧纸,蓝色的火焰在纸盆里噗噗作响,然后三叩头,再起身作揖。有人拿了宽宽的白孝来,在我头上缠了一圈后挽了个结。孝的尾巴直搭到我的腰身下面。向亲属们问好,给守灵和坐在门口椅子上的男人们发烟。除了家人,没有人再认识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从那里来,用一种猜疑的目光看着我。父亲给人们说,这是他的大儿子龙娃,人们才想了起来。男人们说这是龙娃啊,小时候长的不是这样,现在都认不出来了。女人们说好娃哩,咱姑姑侄儿走在大街上,相互见面碰的栽跟头也认不出来。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在心里翻腾,是我丢了故乡,是我丢了乡亲。这么多年,我不知道我在城市里都忙了些什么,为了什么而整天忙活着。走在城里,没有人认识我,心里有话说时甚至在手机的电话薄里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和宣泄。回到把我养了十几年故乡的根,却也成了陌生人。这是一种何等的难过和悲哀啊。

    祖父躺在棺材里,穿着七层绸缎,身上盖着毛毯,身边放着粮食包,像睡过去了一样,只是他不再做梦,不再为自己的病痛难受,他以死亡的方式解脱了自己。祖父生在1932年3月,那时淞沪战事结束,蒋介石再次复出,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祖父家里有了第一个男丁,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三十岁时,祖父失去老伴儿。祖父躺在棺材里,躺在这个十多年没有人住过的老房子里,来来往往的亲戚和村上人,都进来烧香作揖。这个土木结构的五间大瓦房,在村里当年是多么地气派,而如今,看上去是那么破败。祖父走了,他曾经做饭的老灶台还在套间的房子里,他曾经抽过的烟锅就放在身边,他曾经穿过的黄胶鞋上还粘着淤泥。我想起,小时过年时,去给他磕头拜年,他给过我皱皱巴巴的五角钱。每当过年的那几天,我站在路上爷啊爷啊地喊他来我家吃团圆饭。而他,现在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我不知道他在死亡降临时还想说些什么,对自己生活了八十多年的世界还是否留恋。他是曾经的地主老财,而到后来的一无所有,他的生活里难以言说的话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姑姑和叔叔们有人气恨有人心痛,作为失去老伴儿多年的人,儿女们是否真正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没有人知道他一辈子的快乐和忧愁。

    祭奠的日子定在了农历的十月一。奠,这个象形字,上面是“酒”,下面是“大”,就是子孙们用酒和吃食,祭拜着这个“大”字。关中人把父亲叫大,是最好的尊词不过。唢呐队声声哀乐,灵堂照应的人站在一旁,来人跪拜完,照应的人就喊,孝子磕头答谢哩。我就磕头,起身,再磕头。门口招呼来客的人拖长了声音,喊着:看客坐。外面照应的人就接上:棚下坐。掌盘上饭的人们就招呼着来客吃饭。搭了帐篷,盘了灶台,杀猪四头,宰羊一只。晌午里是十三个碟子菜,外加吃馍菜四个,一个个地上桌。12点前,招呼来客的吃食是汤泡馍。油汪汪的汤上面漂着鸡蛋饼块和葱花菠菜,鸡蛋饼切的刀法是垂直等边的菱形。负责看客的人们招呼着客人吃好。看客的人都是村方邻居,是父亲奔赴到一家家,磕头报丧请来的,执事的人给每个人合理安排好岗位,完成着这一天自己岗位上的活儿。村里每个成年人都给别人家帮过忙,村里的大部分人也曾经或者将要成为孝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人,再能成的人也不会自己独自将老人一生最后的大事操持完。单位有人来吊唁,从西安驱车数百公里,一路风尘仆仆,顺着福银高速,再沿着高安公路到了村里。我应该是磕头的,但我的肩上还担着从河里洗完的鱼。进灵堂,礼毕。带领导和同事感受冬天里的村风村貌。给他们介绍在村头的那座建于前清时的庙。初冬的村庄,熟透了的柿子挂在枝头,已经没有人再去摘收,却成了灰喜鹊们最好的补给品。红岩河的水清澈见底,哗哗流淌,水草干枯,曾经的茂盛就在枝干上写着,芦苇摆荡,顺风摇曳,沙沙作响。就是少了来河边喝水的牛群和背着笊篱拾粪的人。

    乡村里的葬礼,会随着一代代老人的去世而失去隆重,会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而不再记忆。祖父的遗像和祖母的画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祭奠的日子结束,后半夜是入殓时间。在入殓前,是孝子和各路亲戚最后一次的烧纸祭奠。不到十分钟时间,桌前香火旺盛,桌上纸盆里火苗窜高,哭声悲悲戚戚。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感觉到已经失去的亲人离我们是多么地远,他没有吃上自己给做的最后一口饭,没有穿上自己给买的一件衣。人往往就是这样,当老人在世时,总觉得时间还很漫长,不好好地孝顺,不珍惜每次时光,当亲人离世,方才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孝心要进,涌上心头的无限后悔只能化作泪水,在面颊和心头肆意流淌和蔓延。入殓是我们最后一次再看一眼祖父的时间,多么地希望这个时间停滞不前。父亲站在凳子上,给祖父把躺着的身子一点点地放平,把身边的烟锅从棺材里取了出来,把祖父口里含的银钱取了出来,用卷纸把棺材的空隙插得严严实实。棺材合上了,且粘了封口。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祖父了,他老人家演绎了八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了多少岁月的身子,以合上棺材的那个时刻而悄然无声地谢幕。留给子孙的,只有看着桌前的遗像一点点地回忆。

    祭奠的前日,孝子们要去逝去的先人的坟里请灵位。村里人叫做请主。家族人多坟大,从十二栓到滩边,从龙眼头到园子,从大洼到小洼,只要是后人们知道的祖先的坟头都要挨着请到,请他们回到家里,让子孙们告诉他们,祖父已经去了和他们一样的世界,祖父还是个新人,许多事情还需要他们祖先们照顾着,引导着。傍晚,请主的队伍归来。孝子们全部身穿白色孝服,扶着柳树枝做成的哭棍,按照辈分两人一排,一次排开。女人们头包白色纱巾,哭成一片。父亲作为长子,走在最前面,母亲作为长媳,由执事的人引着,手持稻草,在唢呐《祭灵》的哀曲中慢慢前行,直到把祖先们的灵位都迎回灵堂。我一直认为,这是村庄里最隆重的礼节,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了下来,村里人一辈辈地迎送着老人的魂灵,这种具有传统意义的民俗方式,是从多少年前起始,直到村里消失,任何人都不会改变。当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哇哇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一辈子的酸甜苦辣,到老去子孙们悲哭着,以最高的礼节送上最后一程,这是一转眼的时光啊。

    我不知道,父亲是在祖父去世的那个深夜里,给祖父做了一盏挂在坟头上的灯笼,就连白色的蜡烛,都稳稳当当地栽好了。村里有个风俗,就是在老人埋葬后的三天里,每天晚上要去坟上点亮灯盏,让逝去的亲人在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路上,不再是黑暗的世界。祖父活了一辈子,父亲从来未给祖父红过一次脸,没说过一句让老人伤心的话。父亲不多言,把祖父的丧事处理的妥妥当当。难道这也是对早年就去世的祖母的一种怀念吗?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我担心勾起他好多年埋在心底那些伤心的回忆,我宁可让父亲的回忆随着时间的转移,在自己心里化为乌有。祖母去世于30年前的一个暴雨夜,那年我两岁不到。祖父去世后,父辈们一致的意见就是给祖母加祭。祖母一辈子生育了八个孩子,家里内内外外,处理的妥妥当当,还没享上一天清福就死于非命。1983年5月的一个雨夜,祖父一家还在原来老屋住,祖母是个勤快人,为了半夜里给牛槽里添夜草,自己就一个人经常睡在牛窑里。突然夜半暴雨,山洪暴发,窑洞坍塌。事情发生后,村里人都跑来相救,用手刨坍塌下来的土块,也没能救下祖母的命,槽里的牲口也同时死亡。在30年后祖父去世时,给祖母加祭,一是为了纪念祖母,二是为了感谢村里当年参加抢救祖母来帮忙的人。那天村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给村里的人们磕头谢恩。村里的人在三十年前的夜里,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平日仇怨,把救人当成了天大的事情。他们是村庄的英雄,他们是那场灾难的拯救者,他们是我们家族不能忘怀的恩人。大自然是无情的,它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会对人类有不同的报复。具有生命的人,在大自然的魔掌中显得是那样地无能为力。自然的造物不是永远和完美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时刻和场合会显得异常狰狞。据有关报道,某年全球共发生245起自然灾害,数十万人丧生。灾难过后,给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带来的无比的伤痛和记忆。祖母的死,让家族顿时失去了主心骨,何况那时候四叔才七八岁,还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孩子。我在给棚下面吃饭的人们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时候,我看见三叔家的小儿子还在那里吃着自己常常吃不上的肉。他的眼神在看着别人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抑郁和胆怯,让人有一种心灵震撼的难过和怜惜。就连他的名字,江虎也是祖父给起的。祖父从老大和老二家孩子名字的字里,各选了一个字给老三家孩子就把名字起好了。我也在想,当年祖母去世时,四叔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不懂事的孩子,他看着眼前山崩窑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众人相救的情景,会在脑海深处带来多少不可磨灭的印记啊。

    祖母去世时,父亲还在医院里。父亲没有亲自送自己的母亲,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这也是我所说的,他心里深处伤心的回忆。只是已经年过久远,自己也是60岁的老头了,我作为儿子,不能再提及的事情。红道是父亲的仇人,从我记事起我们两家就不再说话,也就是那年,他和自己年富力强的儿子把父亲打的头破血流,大脑受损,后来几经治疗才得以痊愈。知道这些事,也是我这次回到老家,和父亲一起整理他当年一直挂着锁子的结婚时唯一家当,红木箱子时发现的。他那时写了一沓沓的申诉材料上面写着:“乡公社,某年某月某日我村村民史红道,用耕犁从我家晾晒麦子的场院里犁过,我找他说理,他和自己儿子史西涛把我打伤,我住在了北极地段医院,就连我母亲去世都没能回来,经检查脑部受损……。”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薄薄的纸张已经霉烂,我只问了父亲,这些资料还要不。他说你看没用了就扔了去。我扔了那些纸张,我也想扔掉父亲那时的痛苦,不想让他再一次看到这些自己当年心酸的事。母亲说,就在祖母去世的前一天,还来问父亲的伤情,还去找村主任评理,还帮我家把地里收割下来的麦子一捆捆地向场院里背。

    祖母的画像摆在桌子上,她那时基本上没有照过像,像是后来电脑合成的。母亲给我说,你奶的照片和她那时一模一样,你好好看看。母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祖母生前最疼爱我,而到了我有能力尽孝的时候,她却早已离开人世。我那时小,仅仅记得她葬礼的那天,院子里的临时锅灶上煮着牛肉,驴肉。姐姐带着我坐在厦房的台阶上,直流口水。母亲说生下我的那天正好是大年夜,祖母来不及做饭,就带着一块银元跑到家里来,说她有牛牛娃孙子了,把银元用红布包了,给我戴在裹兜上。祖母的坟在十二栓的地里,每年大年三十,母亲不到下午就催促着我们孩子们去给祖母上坟。每次她做了好吃的,在祭灶神的同时,也给祖母盛上一些,口里念念有词地说:“妈呀,你也吃些,现在过上好年景了。”

    祖母的画像和祖父的遗像共同摆在那里,桌上白烛落泪,火苗跳跃。在奠礼的那天夜里,请来了乐手队给他们老人家唱戏。祖父一辈子是爱听戏的,那时镇上唱戏,祖父早早地就坐在人群里,直到看的心花怒放,过完瘾为止。我不知道祖母有什么喜好,我想她也是有爱好的,只是那时家里负担重,人们都不分昼夜里为了养家糊口罢了。大家轮流着点戏,乐手队吹拉弹唱。《三娘教子》、《金沙滩》、《祭灯》、《十五贯》、《下河东》等轮流登场,时而高亢奔放,时而曲调悲戚,凄切感人。尤其是乐队里戴眼镜的女唱手,无论是传统秦腔戏,还是或是民乐,都唱的字正腔圆,清脆明快,是南北二塬乐手队为数不多的唱戏好手,听说年轻时还在西安易俗社当过台柱子。

    因为祖父的去世,我又再一次地跪在故乡的土地上。从我进门第一眼不被大家认识,到参加祖父的葬礼,我一次次跪着,给祖父磕头,给逝去的祖先磕头,给村里来帮忙的乡亲磕头,给祖父舅舅家的人磕头,给故乡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磕头。我究竟磕了多少头,我这个祖父的长孙,早早地逃离了农村的生活,在城里做了一个不是城市人的人。村庄里的有些风俗,看上去有些愚昧和原始,但这是村庄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被家家户户记住的东西。在祖父下葬的那天早上,天有阴雨撒下泪,河有泛水呜咽潮。看着祖父的棺木慢慢地放进墓窑里,他老人家将在那不大的地方,化为尘埃。墓窑边放了五个吃食碗,点了面做成的清油灯。祖父坟茔的慢慢隆起,我是想给祖父多埋几掀土的。一掀掀地端起,再弯腰,再端起。这是对祖父最后的告别,我永远都见不到了。祖父和祖母在人世间的生活时间短了一些,他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相逢,安好,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