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恩

    更新时间:2018-08-09 12:20:14本章字数:6291字

    感 恩

    (一)

    我的妻子——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小芳”,绝不是那种好吃懒做、靠别养活的人,她经别人介绍,开始替一个服装厂做“外件儿”——给加工好的成衣钉扣、锁扣眼儿。别看这活儿每月挣不上二十块钱,可也算帮了家里的大忙。一次,她去厂里送活儿,验收质量的那个大妈拿着她锁好扣眼儿的衣裤翻来复去地看了一阵之后,赞不绝口地对主任韩姨说:“这个小媳妇儿的活做得真挺像样儿,扣眼剪得匀称不说,这针脚也细密,以前送来的那些活儿谁也赶不上人家做的”。主任韩姨看后也点头称赞不己。

    她第二次去厂里送活儿的时候,主任韩姨就把她拉到一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她刚从农村过来不久,丈夫在八中教书,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压力很大。听说她也会使缝纫机时,韩姨便高兴地当即决定让她到厂里来试用几天,还说目前生产任务紧,正缺人手呢。经过一段试用之后,主任发现她的机器活儿好着呢!而且还能做抠兜、上肩这类技术性较强的难活儿。不像别的女工那样只会用机器“跑大趟子”。结果不到一个月,她就被正式录用为“临时工”了。

    “小芳”就这样轻易而又奇巧地得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从此,主任就把那些技术含量高的活计都交给了她,她成了车间里的技术“高手”了。也是天赐良机,一年刚过,市劳动局就分配下来临时工“转正”的指标,可是她参加工作的时间太短,不够转正的条件,但这个小厂还是把她作为“技术骨干”报了上去。一个月后批下来了,“小芳”竟然成了这个服装厂的正式工人。她真是十分幸运,别人干了七、八年才等来的机会她才干了一年就赶上了。所以至今她还时常念起韩姨等人对她的照顾,从内心对她们充满了感激。

    “小芳”有了一份工作,让我也稍稍松了一口气。可想不到,我在学校锅炉房里的那间小屋又住不消停了——学校已经决定,给学生热饭的锅炉房要从教学楼内搬出去,对教学楼要重新进行规划改造,显然我们住的那间小屋很快就要不存在了。

    “你如果不能改变现实,那就必须改变自己”。在母校工作本来是好事,可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告诉我,日子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时的我,已经再也顾不上学校的“工作需要”,决心再次选择,寻找改变的契机了。于是我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叛逆”行为——“跳槽”。

    在无法立足的困境下,我的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

    (二)

    有了跳槽的“贼心”,可是目标又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怀着与人倾述的茫然心态,来到了道里区红霞街40号——这是我大学同学、上海知青汤兵勇岳父的家。自从他跟哈尔滨姑娘聂明结婚以后,就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两位老人慈祥可亲,我早就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关于我没有住处的困境他们也了如指掌。

    “哎呀,太好了,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汤兵勇满脸高兴地把我让进屋里。想不到正赶上人家吃饺子,聂明手脚麻利地为我拿了一双碗筷,我跟两位老人寒暄了几句就坐下了。

    吃饭间,汤兵勇向我暗示说:“你的好事快来了,先吃饭,别着急,一会儿让聂明跟你说!”

    我心想,什么好事?正是点儿背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好事?

    饭后,汤兵勇把在厨房刷碗的妻子叫了进来。聂明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就是你调转工作的事儿。倒是有个单位,我同学给问一下……”

    原来头几天聂明遇到了她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铁路系统的一个储运局做人事工作。热心的聂明一下子想到了我的事,就请她的同学帮助问一下,还介绍了我的情况:三十七岁,“文革”前下乡老知青,共产党员,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调转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有房子……

    那个同学回家后很认真地问了自己的父亲。她父亲说他们那里确很需要大学毕业生,但房子眼下不能马上解决,要等到明年年底,而且要跟老职工们一起排号,啥时候能排上不好说。

    尽管如此,我已经很感激聂明了,不论成不成,毕竟算是有了一个有望解决住房的备选单位了。

    “像我这种特殊情况,排号的时候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呢?”

    “那就不好说了……”聂明自语道。但她紧接着又说:“要不咱跟他约个时间详细谈一谈?”

    向来办事沉着冷静的汤兵勇细想了一会儿慢慢说道:“这暂时算是一条路子,可以考虑;还有个情况咱们应该打听一下,去年咱们高老师已经调进了哈尔滨,你想,她肯定不止联系过一个单位吧?咱们先跟她联系一下你看好不好?”兵勇的一句话立刻拓宽了我的思路,我连忙表示赞同。

    一个多月又过去了。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总算联系上了高老师。果然,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她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调进了省教育科研所,期间的确联系过几个单位,省林业教育学院就是其中之一;正打算办手续的时候,他爱人为他联系的单位也发出了商调函,于是她就放弃了到教育学院去的打算。高老师还说那个教育学院的条件不错,眼下就能解决住房,正缺人呢!

    这个意外的信息真让我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高老师说的是两个月以前的事,说不定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时 ”了呢!我唯恐错过了这个时机。第二天,汤兵勇就陪我一起心急如火地找到了位于南岗区的这所教育学院。

    接待我们的是人事科长杨耀廷同志。他看了我写的简历以后,对我当年下乡的经历表现出了一种格外的关注,好像很熟悉当年的那股风潮。

    果然,在我们谈完正题之后,杨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王老师,你别的不用说了,你就回去做试讲准备吧!听我的电话。”然后又不无感慨地说:“我太了解你们那批下乡知青了……到这儿来登记的老师已经有四十多人了,我们要筛选一下再发试讲通知,你就不用了……”

    原来,杨科长也是一九六四届哈尔滨的高中毕业生,当年他从三中毕业考进了“北航”。他清楚地记得高三毕业那年,在他们那届学生当中也有几名很优秀的学生放弃了高考,报名下了乡,他还参加了为下乡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呢。

    这是我们的一种缘分,真是天助我也!我从内心感恩上苍。

    我激动极了,大脑忽忽悠悠地好像进入了一种梦幻,改变命运的转机真的快到了吗?此时在我的眼里,站在我面前的杨科长俨然就是我命运转折的恩人哪!

    汤兵勇也乐得那样开心。在回来的路上,他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列宁同志,怎么样?该时来运转了吧?天底下这么大,你今天偏巧遇上了杨科长,你说这不是好兆头吗?”

    (三)

    三个星期以后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了参加试讲的通知。于是跟学校请了个“病假”,因为我不敢跟他们透漏一点风声。挫折让我懂得了“不伤害他人的谎言常常会收到某种奇效,而实话实说往往会适得其反”。

    在等待试讲结果的日子里,我的心像长了草似的,总不踏实;天天盼着教育学院的电话,连做梦都盼着从电话那边传来的喜讯……

    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是刚放暑假几天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刚过,收发室的马大爷就喊我去接电话。我小跑着来到收发室,电话果然是教育学院的杨科长打来的。他告诉我说,我的试讲通过了,而且还是那批试讲的三十多名老师中的“状元”呢!材料已经报到了总局……

    此时的我,就像进入了一种梦境,亦真亦幻的,连心脏跳动的声音自己都听得清清楚楚了。

    当天晚上我就跑到汤兵勇家去报喜去了。

    不久商调函发到了市教委人事处。因为我这时已经多了个“心眼”儿,为了不被那个人称“鬼见愁”的教育局人事处长卡住,我提前跟我的大学老师荀景慧先生打好了招呼。他曾说过,等我的商调函一到,他马上就去为我通融——他跟那位一脸严肃的人事处长在工作上有某种关系……

    老师为弟子亲自出马,自然马到成功。

    当局长签字后的商调函转到八中以后,校长们一个个感到格外突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驯服的小“绵羊”在情急之下也会跳出他们编织的“樊笼”逃跑了。

    我终于带着考核“状元”的光环,调入了这所教育学院,在教研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两个星期以后,为了解决我的住房问题,务实的学院领导们驱车来到我原来工作的第八中学,考察我现实的居住情况。

    教育学院领导一行六个人在一楼左拐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间给学生热饭的锅炉房,在对面不见人的浓重的的水蒸气里,终于摸到了那扇钉着破铁片子的屋门。然而当妻子为他们推开门以后他们才发现,这屋里只能站下三个人,于是其它几位领导连屋子都没能进得去就只好“向后转”,站在满是水蒸气的走廊里为我叹息去了。

    从八中出来之后,他们坐在车里不住地发着感叹。杨科长诙谐地说:“看起来呀,王老师真可以说是咱们知识分子的‘抢救对象’啊!”

    于是,“知识分子的抢救对象”就成了评价我居住困难的标志性语言。

    学院领导特事特办,在他们的“抢救”下,不到一个月功夫,学院就在那座家属楼里给我安排了一处居室。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八中那间锅炉房里的小屋被拆除之前“逃”出来了。

    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我家“小芳”也被安排在学院里的印刷厂工作。为了补充家庭收入,她每天下班以后,都要从铅印室带回一些糊信封、折纸页子等等在家里能做的手工活儿,孩子们写完作业也都跟着忙活。不久,终于实现了我曾经提出的那个为“人均每天一个鸡蛋”而努力的生活目标。

    后来,“小芳”以一个农村妇女特有的眼光发现了学院教学楼附近的那片空地的利用价值,并且充分发挥所长,搞起了“小开荒”。她用铁锹翻起了半亩多地,种上了土豆、萝卜、玉米、黄瓜、柿子、豆角、小白菜儿、小菠菜儿……真可谓应有尽有。在她的影响下,其它教师家属也仿照着在周围开起了“镐头荒”。结果,这一年从春到夏的每个早晨,教职工们都用“田间劳动”代替了晨练。在那一大片地里,好多人说说笑笑地侍弄着自家种的小菜园儿,别有一番情趣。因为我家开的地多,大伙儿都戏称我家是“地主”,不但平时用不着买菜,甚至秋天连土豆萝卜都不用买了。

    自从我们在学院里有了自己的居室,一家人漂泊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心境也日渐开朗起来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和“小芳”结婚二十周年的日子。我问她如何庆贺,她琢磨了一会,伸出三个手指在我眼前晃了一晃说:“啥纪念品你也不用买,我就要三个字。”我一时不解,狐疑地猜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知道我的秉性,什么事情都是心里服了嘴上也不愿意说软话。从我们相识直到结婚以后这漫长的岁月里,就因为我从来没向她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她总以为我欠着她什么。今天机会来了,也有了闲情逸致。于是才摆出了一副“讨债”的架势。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其实我以前何尝不想说,可那时哪儿有那种心情啊?我嬉笑着,心想我这个农村的“小芳”什么时候也学得浪漫起来了?于是说:“咱别耍嘴皮子了,换种方式吧!”就在我话音刚落的那一刻,我突然用两手夹住她的脸颊给了她一个突然的吻。我这少有的动作让她受宠若惊,借着从窗外射进的月光我又借题发挥了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甭提她有多高兴了,真有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那以后,这种情趣也让我们都年轻了许多。

    (四)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几年以后“小芳”又看好了附近的菜市场。她还搞了一次“试点经营”——在学院的菜园儿里摘了满满一布兜子豆角,拿到市场上去竟然卖了六块钱,并且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于是她决定要改行“经商”了。我星期天上道外去给她买了一辆三轮车,她当天晚上她就顶着月亮在楼下练习蹬三轮儿,第二天就上和兴路菜库上货去了……

    晚上回来她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她第一次上货时的情景。

    她说,那场面她还是头一回看见,各个库眼儿上菜、上水果的人熙熙攘攘的,一个个为了跟老板砍价,都在那儿候着;一旦老板吐口儿,便蜂拥而上,抱的抱,扛的扛,就像不要钱似地“抢”起来。

    她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情景,可也并不示弱,奋力挤进库房,挑来挑去,一口气拽出来五筐西红柿,过完称就搬到了三轮儿车上,使出全身力气往回蹬,到了市场摆开就买……

    由于她比较“识货”,每次上的货都比别人的好,再加上卖货时态度热情,说话和气,又不短斤少两,日子长了就有了不少“回头客”,所以她总是比别人卖得快,赚得比别人多。

    我渐渐看了出来,我家的“小芳”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真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呢!我虽然比她念的书多,可这方面的学问就不敢跟她比了……

    人们下班的时候正是卖菜的高峰。我每次下班回家小市场都是必经之路,这时我总是看见她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可我每次都碍于面子,脚步迟疑地从她旁边绕着走过去。

    回到楼上,我站在阳台上远远地望着她那忙碌的样子,心里又有些不忍。她好几次喊我,让我下去帮她去收钱,可我都没有“从命”。

    这次她又在下面喊我了。我行动上犹豫着,可心里却反省起自己来:你下班这么早,太阳还老高呢,看着她一个人在那里忙不过来,为什么就不能过去给她帮把手呢?我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是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在作祟,可就是放不下来。

    我在心里自问,难道自己下乡这么多年还没有被“改造”好吗?在乡下吃的苦全忘了?那套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咋还是这么顽固?咱一不偷,二不抢,不坑不骗地做点小生意有啥磕碜的?有买才有卖,这不也是方便大众生活嘛!再说了,这挣的可全是辛苦钱哪,有啥见不得人的?你不就是一个上了几年大学的下乡知青吗?你过去种大地,挑大粪,从来都不怕别人耻笑,那时候讲的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如今成了知识分子了,为了能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宽裕些,怎么就变得这么腼腆起来了?你怎么能忍心看着她一个人为这个家拼命忙乎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呢?

    我终于下了决心——咱不就是穷吗?凭劳动自食其力也不是什么磕碜事儿。每天晚上看着她坐在床上数钱,我的心里不也是乐滋滋的吗?

    我决定下楼去帮忙,可还是找出了一顶宽沿儿的大草帽儿戴在头上。最好还是别让人们看清我的面孔——我心里明知这是“掩耳盗铃”,可还是要这样做——我简直成了新时期的“孔乙己”……

    由于做了她的“义工”,我开始真正体会到她挣的这点儿血汗钱是何等的不易。疲劳不堪的她夜里好几次在梦中还“地瓜、地瓜”的吆喝呢!

    幸运的是,两年后我又遇到了贵人。中学时代的老同学段国胜,他在我们一家人生活“爬坡”最困难的时候,为我们合理合法地办了一个公用电话亭。从此我家“小芳”就不必在市场上叫卖了,收入也渐渐丰厚起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生活才逐渐走出困境,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那些年里,我数十次深入基层中学去调研,听课、座谈、指导教学、总结经验……先后撰写出近二十篇学术论文,分别在《黑龙江大学学报》、《黑龙江高教研究》、《黑龙江教育》、《中学数学》、《数学通报》等刊物上发表,在黑龙江省数学专业委员会举行的教学研究年会上,我的论文获得了全省唯一的一等奖,并被应邀参加年会的国家教委的专家把文章推荐给国家教委主办的刊物,此后又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全文收入汇编并作为首篇刊出。

    都说教学研究工作是给别人做“嫁衣”,可我却乐此不疲。因为我觉得,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教师才把我充实起来,我应当感谢他们,是他们在实践中的付出,才为我那些教学研究的论文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我的工作受到学院和省教育研究部门的肯定。于是在我一九九二年晋升高级职称的评语中便有了那句“以突出的工作业绩和优秀、丰厚的科研成果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的过誉之词。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某省报派记者到我工作的学院进行采访时,他们从院长那里出来以后,便叩响了我的家门。也许是我那坎坷的经历跟那一大摞荣誉证书、论文获奖证书、以及省级学术带头人的光环形成的鲜明反差,使他们感触到了其中的艰辛。于是他们便以《吹尽黄沙始得金》为题在省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苦难和幸福都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回首每个人的人生,只有幸福没有苦难的人生几乎是没有的,只有苦难没有幸福的人生也是不存在的。幸福时人需要冷静,而苦难时人更多的是需要坚忍。

    苦难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力量,它催人在磨难中成熟,在曲折中成长。如此想来,苦难与挫折也是有价值的,它磨砺了人的锋芒,激发我们去自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与挫折是逼向成功的阶梯,是人生宝贵的财富。然而,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对这种体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