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记

    更新时间:2018-08-09 12:20:14本章字数:4524字

    当我把书稿的最后一个汉字敲完之后,长长舒了一口气,好像完成了某种使命。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到了晚年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总有许多感悟,将之总结、回味、反省、升华并记录下来,形成链接自己一生的轨迹,我觉得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认为我又在舞文弄墨,对我的想法、做法付之一笑——“都过去了,写它还有什么用?”而我对此却不能苟同。因为做为灵长类高级动物的人,其追求决不只限于物质的东西,而精神上的满足在一定意义上往往会使人感到一种特殊的享受。这一点我想只有亲历之后才有体会。尽管现实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但我相信,任何时候真正富有的一定总是属于精神充实的那一类人。正因为如此,这篇纪实性的文字才让我感到很珍贵、很亲切,甚至每每与人道来,总是如数家珍,甚至显得有些滔滔不绝。

    我想,许多人阅后恐怕还是要问:“豆蔻年华的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抉择?”“如今你们后悔当初吗?”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更会认定我们当初干的是一件傻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应该让我们再一次重提一下中国人民取得政权的历史以及当初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样也许你自己就会得出结论来。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认识到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号召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组织和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他还身体力行,在广州举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火种的农运干部。

    毛泽东同志还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从而有效地指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农民教育的思想就此萌芽和产生。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青年庆祝“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系统总结“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青年指出了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正确方向。他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运动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是主力军,只有方面军和主力军结合在一块,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要投身革命,就必须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在文中还提出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这种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日趋成熟,并随着革命的深入,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兴起而更加坚定。于是才有了指导青年知识分子的方针,才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知识青年舍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革命壮举,才有了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以“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激情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才有了从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伟大行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诲,鼓励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并系统地培养知识青年成为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需要的各类人才,这就为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全国解放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与当时我国恶性膨胀的人口状况、城镇就业矛盾加剧以及广阔农村、边疆地区需要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有关,其出发点是尝试解决城镇部分青年的就业问题。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组织了“青年远征队”,奔赴穷乡僻壤,创建了闻名全国的“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大陈岛青年垦荒点”……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在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明确指出,从事农业生产是今后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途径。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正式见诸报端。此时中央提出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主要出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考虑,出发点在于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的一九五八年,恰好十七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回到农村的爷爷身边务农,由于她不怕苦、不怕累,和农民一起为改变家乡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被中央树立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可是,正当广大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积极准备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时候,一九五八年,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吹遍全国,神奇地出现了无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人们意气风发地企图一夜之间就把中国变成工业大国。于是“土法上马”遍地开花。这又需要大批的城市劳动力,甚至许多农民也流入了城市。这时的上山下乡已经名存实亡。接踵而至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又使我国国民经济坠入低谷。有的农村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地,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到了六十年代初期,苏联背信弃义、落井下石,昔日的“老大哥”反目成仇,他们单方撕毁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苏联在华专家,使我国经济建设蒙受重大损失,就业压力再一次摆在城市青年的面前。更可悲的是,在反“右”斗争中,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使得刚刚引起重视的人口政策被彻底否定。由此又造成了后患无穷的中国人口的恶性膨胀,涌入城市的农民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

    自从前苏共中央在第“二十二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后,毛主席认为这是苏联背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走向修正主义的开始。此时的毛泽东在对苏联“变修”深恶痛绝的同时,号召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确保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如何防止苏联的“变修”在中国重演呢?如何使青年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呢?毛泽东认为只有政治斗争和革命化两条途径,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通过普通生产劳动,改造青年人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为了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继续高举下去,毛主席把“反修、防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提出“要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不变颜色。在毛主席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转到了中国,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势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这种国际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中国青年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此时的上山下乡已经从经济意义向政治意义转变了。

    一九六一年,在江苏省盐城县的龙冈中学,出现了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董加耕。当时,他放弃升大学的理想,自愿回农村当一名普通农民的行为轰动了全国。一九六二年,十九岁的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也放弃了高考,只身来到宝坻县窦家村务农。她的革命行动同样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之后全国各大媒体便开始了大力宣传和报道。于是在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人的头上都被戴上了令全国青年向往的光环。

    正如任何时候都需要典型一样,为了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特地请董加耕、邢燕子、王进喜等全国先进人物在家里做客。这一天是毛主席的生日,董加耕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谈笑风生,亲手给他夹菜,勉励他好好干,做一个新式农民……

    董加耕的行为轰动了全国城市的知识青年,大家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九六四年,正值高中毕业的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在董加耕革命行动的深深感染中,做出了放弃高考、上山下乡的毅然抉择。

    发生在六十年代后期的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处于“文革”当中红卫兵打杀和全国性的派系械斗不止之际。为了维系社会稳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上山下乡在诸多因素作用下,最后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绵延十年之久。成为影响千家万户、波及千百万青年前途命运的一种运动。这次上山下乡与第一次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六十年代中后期,连续三年取消大学招生制度,当“造反有理”的革命小将受到领袖批评,各类“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以后,积淀了三年的一千多万中学生如何安排的问题,终于现实地摆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关系到刚刚稳定的局面是否能够保持的大事。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最高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为了造势,共和国的宣传机构也大肆报道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上山下乡光荣的热潮。街道居民委也担当起动员安置工作,制造出一种全社会都关注、支持上山下乡的氛围。让下乡的学生有自豪感,让支持子女下乡的家长有光荣感,让动员工作做得好的机关、单位有成就感。通过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做报告、谈体会,通过游行、集会等形式鼓起中学生上山下乡、报效祖国的热情和扎根农村的决心。于是,一批又一批虔诚、天真的中学生们,在狂热的时代风潮中,争先恐后地奔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理想与实现的巨大反差,让知青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青的命运才开始了实质性的改变。全国知青大返城如燎原烈火,在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熊熊地燃烧起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并成为历史载入史册。

    全世界都瞩目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在阴霾消散之后拉上了帷幕,但留给我们值得反思的东西却有很多,很多……

    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主观愿望,在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面前显得幼稚而无知,国家为上山下乡运动支出了一百个亿的巨资,却并未使知青摆脱窘境。“文革”结束后,有人将这些不幸的后果概括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我国历史发展进程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损失和影响。本是为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开展的上山下乡,反而加重知青就业的被动局面,而知青大返城后,又给国家安置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大批中学生不能升入大学学习,给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人才断层”的社会现象,其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这无形中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回顾历史上的两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背景有所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并使知青们经历了相同的坎坷与磨难。他们是饱尝时代沧桑的青年一代,历史注定了知识青年必然是艰辛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在农村生活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也有过从清醒到迷茫的经历,如今回头来梳理一下历史,又让我有了从迷茫到清醒的体验,这是一个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过程。

    让我们记住历史,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珍惜现在和未来。一九九八年以后,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曾萌生出一种渴望——退休以后,一定坐下来写点东西,作为自己一生经历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如今总算如愿以偿。

    这本书让我又一次重温了几十年前的经历,在默数那一个个深印在历史年轮上的早已凝固的足印的同时,足足地品尝了回忆的美好与甘甜。

    回忆的过程是幸福的体验,我为此而感到满足。